查证背景
汪精卫与蒋介石唱双簧说法的由来
腾讯新闻《较真》发现，为汪精卫辩护的声音常称：蒋、汪二人在对日问题上早有默契，一在后方主持抵抗，一在沦陷区与日人议和，如此可使中国在同盟国、轴心国两面押宝，无论战局如何，“中国”始终可立于“不败之地”。汪精卫与日本议和得到蒋介石同意，这一论调，最初来自汪的“自我爆料”。汪精卫曾告诉褚民谊，他出走前和蒋介石有过长谈，蒋说：“抗战易，和平难”，汪答：“君为其易，我任其难。”①故褚民谊相信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，是蒋介石默许的。曾任汪伪政权考试院院长的江亢虎也说：“我以为汪系蒋主席暗命出而另想和平救国办法，且据汪称日本无条件于二年内退兵，归还中国领土，尊重我国主权，故与汪合作。”
因汪精卫所宣传的“双簧论”，当年在沦陷区颇有市场。腾讯新闻《较真》从《王鼎钧回忆录》中看到，1942年夏天，17岁的山东学生王鼎钧欲自沦陷区投奔大后方，去找本地警察局的巡官开“探亲证明”。王鼎钧回忆：“探亲证明的大标题是‘良民通行证’，铅印，重磅纸，纸面发亮，拿在手里哗哗响，精神一振。那巡官跟我谈汪精卫，汪在1939年投靠日本，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。汪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，是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进，他怎么会当汉奸？有人猜测，汪在抗战局势最恶劣的时候有此一举，是国家设定的计谋，汪蒋两人间有默契，他这个汉奸是假的。这猜测在沦陷区流行，使下水当汉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说辞。那巡官说：‘我认为汪先生不是汉奸，我才跟着汪先生走。你到重庆去打听打听，来封信告诉我，他到底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。’我没能替他办到，他太高估了我。”
查证过程
1、汪精卫承认，所谓“双簧论”并不存在，他只是“将计就计”
汪精卫把“君为其易，我任其难”之“双簧论”讲给褚民谊等左右亲信，目的是让他们放心加入伪政权。在汪伪政权中历任要职的梅思平后来说：“（原）以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托”，后来在香港见到周佛海等人，才知道“汪先生此行事前并未与中央接洽，欲以个人之地位，发表通电大体赞成近卫宣言，一面促成中央之注意，一面引起国内舆论，使国民对和战问题有正确之认识。”②显然，汪的亲信很快知道，所谓双簧之说只是一种讹传。
腾讯新闻《较真》还注意到，在组建伪南京政府之前，汪精卫亦曾公开讲话，解释自己散布“双簧论”之用意。他说，“我此次出来，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，以为中国真欲媾和，我不妨将计就计，借此为缓兵之计。自我等离开重庆、发表和平通电之后，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，以为和平真正到临，均已丧失战意……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，乃为重庆作掩护，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。即从反面言之，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，于重庆之抗战工作固丝毫无所妨害。我等既非如共产党之在延安于抗战后方另组政府，扰乱战线，割裂军政，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，以自树势力。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，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，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，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，故我等在南京组府，不但于抗战无害，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，亦未可知。”③汪精卫此番言论，虽否定与重庆有“双簧”之约，但字里行间，却埋伏有“双簧”之实，并将此种“双簧”之实，称作“将计就计”。
2、“双簧论”其实乃大谎言，汪精卫本欲在大后方与重庆唱“对台戏”
然而腾讯新闻《较真》查阅史料后发现，汪精卫所谓“将计就计”也只是一种托辞，因为他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去沦陷区。汪精卫念兹在兹的，乃是在大后方建立新政府与重庆分庭抗礼。在日汪谈判的“重光堂会谈”中，汪方代表高宗武、梅思平。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、今井武夫等人拟定的计划是：汪精卫从重庆出走，发表“和平”声明后，“云南军队首先反蒋独立；其次，四川军队起来响应”；“云南的军队以及四川军队将领作为同志已有了可靠的盟约，只是因为有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在四川，所以决定先从龙云起义”；“并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，有不少也是谅解这一行动的，因为受到中央军的监视，尽可能使他们的起义从缓行动。”④
在得到云南、四川、广东响应后，汪精卫“将其同志集中于其手下，在云南、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，建立军队”，然后“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，使广西和广东两省成为新政府的地盘”。史实具在，清晰可见——汪氏之本意，乃是通过自己“革命元勋”之“威望”，号召西南将领“起义”，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与重庆政府相对抗的新政权。
出乎汪精卫意料的是，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主和“艳电”后，云南之龙云、桂系之李宗仁、粤系之张发奎等被汪寄予厚望者，竟无一人响应，其在“大后方另建新政权”的计划泡汤。既然与蒋唱不成对台戏，只好另觅出路，去沦陷区“救民于水火”，“对台戏”也顺势变成了“唱双簧”。
3、蒋介石紧急应对汪精卫降日事件，可见两人并无约定
汪精卫出走后，蒋介石施展多种手段，阻止汪投敌及伪政权建立。这也证明，两人此前并无约定，更不存在所谓“双簧”。腾讯新闻《较真》看到，汪精卫发表《艳电》后，蒋介石命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，转告汪“如对国事发表主张，写写文章，发发电报，任何时候都很欢迎；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，可先送旅费50万元，以后随时筹寄。但不要去上海、南京，不要另搞组织，免得为敌人所利用，造成严重后果。”⑤汪精卫拒绝出国后，蒋介石知其已决心叛国。1939年3月21日，军统奉命暗杀汪精卫，结果误杀曾仲鸣。
在无人响应的尴尬局面下，汪精卫于1939年4月从河内赴上海，与日本代表就建立伪政权的问题进行谈判。6月8日，国民政府通令全国，以汪精卫“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”，对汪严缉法办。10月1日，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，表示“海可枯，石可烂，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，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。”⑥至此蒋对汪不再抱有任何期待。
投敌后的汪精卫急于建立伪政权，而日本却不希望因此影响对重庆的招降，这就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有机会假借日本主动发起的和谈，拖延汪伪政权的成立，并使日本迟迟不肯在外交上承认汪伪政权。这就是腾讯新闻《较真》下面说到的，蒋介石如何利用了日本“桐工作”和“钱永铭工作”。
1939年11月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与假借宋子良名义，实为军统工作的曾政忠商谈“和平条件”，是为所谓“桐工作”。谈判开始于1940年3月7日，历时4天，“宋子良”回重庆报告，约定1周内带回蒋介石的答复。3月26日是汪伪政权原定的成立日，但日本为等重庆回复，通知周佛海：铃木等人与“宋子良”的谈判，“所谈条件已有头绪，大约二十三、四必有停战消息，故此间日军主张组府延至4月15日”。经周佛海力争，日方答应组府时间最迟不超过3月31日。日方最终没有收到重庆的答复。3月30日，在“还都”名义下，伪国民政府建立。⑦
伪政权建立后，汪精卫等人期望立即获得日本的承认。但鉴于汪精卫自身实力有限，日方一直寄希望于实现“蒋、汪合作”，再推动“和平”，“桐工作”并未就此终止。军统伪造委任状、蒋介石亲笔文件等，继续与日方假意谈判，要求“有汪无蒋，有汪无和平”，“或叫汪出国, 或叫汪引退”。一直到1940年9月，日方才宣告“桐计划”失败。对于戴笠、曾政忠的工作，蒋介石大为满意，称赞说:“你们在香港办的事很好。”
在“桐工作”后，又有“钱永铭工作”。钱永铭时任香港交通银行董事长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，由其奉命出面假装谈判，让日方颇为重视。1940年10月16日，影佐祯昭与汪精卫见面时说，日方正与重庆交涉和谈，因此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日期会有所延迟。对于重庆方面的意图，周佛海看得极为清楚，称“钱永铭工作”是重庆方面向日本施展阴谋，意在瓦解南京政府的“破坏”活动。事实如其所料，谈判毫无进展，日本只得在11月30日正式与汪伪政权“建交”。⑧
